山東省濟陽縣人民法院認為：被告人付紹貴、劉文階、柏光玉、趙愛芹以出賣為目的，拐賣兒童，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。公訴機關指控其罪名成立，依法應予懲處。上海刑事大律師為您講講具體的情況是怎樣的。

　　被告人付紹貴在犯罪過程中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，且有犯罪前科，但其主動投案，并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，系自首，對其減輕處罰；被告人劉文階、柏光玉、趙愛芹在犯罪過程中起輔助、次要作用，系從犯，對三被告人均減輕處罰。

　　山東省濟陽縣人民法院對被告人付紹貴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條，第二十五條第一款，第六十七條第一款，第七十二條第一款、第三款；對被告人劉文階、柏光玉、趙愛芹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條，第二十五條第一款，第二十七條，第七十二條第一款、第三款之規定，以拐賣兒童罪，判處被告人付紹貴有期徒刑3年，緩刑5年，并處罰金1萬元；判處被告人劉文階、柏光玉、趙愛芹各有期徒刑3年，緩刑3年，并處罰金1萬元。

　　一審宣判后，四被告人均未上訴。公訴機關提出抗訴，認為原判認定付紹貴自首不當；付紹貴系主犯且又有前科，對其量刑畸輕，不應適用緩刑。

　　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：被告人付紹貴因涉嫌拐賣兒童犯罪被取保候審后逃跑，后又在家屬規勸下投案，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，符合自首的構成要件。原審判決鑒于付紹貴有自首情節，依法對其減輕處罰并適用緩刑并無不當。抗訴機關以付紹貴系主犯且有前科，認為原判對付紹貴量刑畸輕，不應適用緩刑的意見，不予采納。原判認定事實清楚，證據確實、充分，定罪準確，量刑適當，審判程序合法，裁定駁回抗訴，維持原判。

　　本案的焦點問題在于被告人付紹貴在被取保候審期間潛逃，后經家屬規勸投案，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行為能否構成自首。一審法院認為構成自首，檢察機關認為不構成自首，并以此為主要理由提出抗訴，二審法院維持對自首的認定。筆者同意認定自首的意見。具體理由如下：一、認定自首符合自首制度的本質要求，也體現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司法原則

　　投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是判斷自動投案的標準，也是區別自動投案與抓獲等被動歸案的關鍵。本案中，付紹貴因涉嫌拐賣兒童犯罪被抓獲，后在取保候審期間潛逃至外省打工，因公安人員無法與其取得聯系，便委托其家屬尋找并通知其到公安機關，之后付紹貴經家屬電話規勸即到公安機關投案。

　　付紹貴此時身在外地，其人身和意志自由未受到任何外力強制，自主選擇的余地很大，其完全可以選擇繼續潛逃，但出于個人真實意愿選擇回來向公安機關投案，足以證明其行為具備自動投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，可以認定系自動投案。其投案后又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，應當認定其行為構成自首。

　　持異議者則以被取保候審期間潛逃后又投案不符合“犯罪后自動投案”的時間要求為主要理由，否定成立自首。筆者也承認，由于對“犯罪后”的含義理解不同，導致本案認定自首與否都有一定道理，但本著秉承有利于被告人的理念，在本案是否認定自首這一從寬處罰情節存在爭議的情況下，應當遵循刑法謙抑性原則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或認定，即應當認定自首，給予犯罪嫌疑人獲得從寬處罰的機會。

　　至于是否從寬、從寬的幅度則由法院綜合考慮案件的事實、性質、情節及后果等因素作出裁判。這樣，對于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及量刑公正，都具有重要意義。認定自首符合自首制度的價值取向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

　　自首作為我國刑罰裁量制度，其設立具有一定的功利性，有人甚至認為，自首制度在本質上是國家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互惠交易。

　　上海刑事大律師雖然不完全茍同這種觀點，但也不得不承認自首制度的設立是公平與功利的統一，其目的是在鼓勵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，使案件得以及時偵破、起訴和審判，從而節約司法資源，降低司法成本，實現刑罰效益最大化。同時，自首制度也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體現，運用好這一制度，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，鼓勵犯罪分子悔罪自新，減少社會對立面，增進社會和諧。